[漫畫]《JoJo的奇妙冒險 第七部 飆馬野郎》——荒木飛呂彥的創作轉捩點與集大成作
目录
前言系列脈絡與重啟背景
世界觀與美國西部
雙主角的獨特角色弧線
理性、無懈可擊的反派邏輯
從少年漫畫到文學性敘事
命運與意志的哲學
結語
前言
今天3月19日，JoJo系列第七部《飆馬野郎》（Steel Ball Run，或稱SBR）動畫正式在Netflix全球上線。而這部《飆馬野郎》不僅在我心中，對許多JoJo的老粉絲而言，都是JoJo系列的最高傑作。
雖然我並非專業的動漫評論家，但在動畫上映之前，就讓我嘗試拆解（我個人認為的）荒木飛呂彥創作生涯的集大成作。
系列脈絡與重啟背景
《JoJo的奇妙冒險》自1987年在《週刊少年Jump》連載以來，來到SBR的時候，已經歷經六部共24年的「正史」時間。從英國貴族喬納森·喬斯達對抗吸血鬼迪奧，一直到意大利黑手黨的內部對決，世界觀不斷擴大，我們這些讀者群也跟著故事主角的世代交替而老去。到了第六部《石之海》尾聲，普奇神父讓宇宙重啟，正史的時間線就此終結。
而荒木選擇重啟，並非僅僅因為故事劇情需要，或者一時的衝動。作為一個累積了六部共24年歷史的大長篇漫畫，其積累的設定包袱愈來愈沉重——喬斯達家族的詛咒，替身能力的規則體系等等，這勢必讓創作自由受到限制。一直到《石之海》結束後，貌似這個系列也已經到了一個不得不洗牌重來的地步。除此之外，荒木自己在訪談中也有提到，他想要創作一個真正需要從底層爬起來、不靠血統和天賦的英雄。這在原本的正史框架裡是難以實現的，因為「喬斯達」這個名字已經給我們讀者預設了一個英雄的輪廓。宇宙的重啟，讓荒木可以從零開始，自由創作他想要的劇情。
這甚至影響到SBR在《週刊少年Jump》連載時的標題。當SBR在2004年開始連載時，出版社編輯部要求作品不要掛上「JoJo的奇妙冒險」之名，希望能夠用全新作品的形象來吸引新的讀者。但對荒木而言，SBR一開始就是JoJo系列的第七部，他在單行本第一集的封面摺頁裡就明確說明這點。名義的切割，並不影響系列的連貫性。
2005年，連載移步到月刊《Ultra Jump》，SBR也正式掛上第七部的名號。關於這次移籍，荒木有給出明確的理由：他受到《24小時》和《魔戒》三部曲等海外史詩敘事的影響，想要講述一個規模更為宏大的故事，也希望能夠將動態的視覺表現和細膩的心理描寫結合在一起。週刊連載的方式沒辦法容納他的創作野心，而月刊除了每一話都有更長的篇章去描述劇情外，還能夠容許週刊不具備的慢節奏創作，以及不受少年讀者口味制約的敘事自由度，這讓荒木得以真正按照自己的構想來推進故事。
世界觀與美國西部
SBR選擇了一個漫畫史上極其罕見的背景：1890年代的美國大陸橫越賽，從聖地亞哥到紐約，近六千公里的賽程。表面上，這是一場競速比賽，但荒木選擇19世紀末的美國作為故事背景卻並非偶爾——那是美國「鍍金時代」（Gilded Age）的尾聲*，工業資本主義急速擴張，移民湧入，西進運動的高潮，乃至於自由放任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主導的思想體系，都讓那個時候的美國瀰漫著一種明亮外表下的內在腐敗。
荒木也將這點表現在自己的創作之中：史帝芬·史提爾以「鼓舞拓荒精神」為理由來主辦賽事，但源自於西進運動的拓荒精神本質上就是對美國原住民的屠殺和掠奪，而賽事背後則是美國總統法尼·瓦倫泰以國家機器運作的聖遺物爭奪計畫。這種表裡不一的政治結構，讓故事不僅僅是普通的冒險漫畫，而是參雜著歷史寓言的氣息。
聖遺物則是整部作品的麥高芬，被設定成耶穌基督的遺體碎片，散落在美國大地各處，接觸者將被賦予異能。這種神學性的比喻在第六部《石之海》就已經被大量運用過，但SBR的聖遺物淪落成眾人搶奪之物，讓它的神學性被政治化，成為一場關於「信仰和宗教如何被世俗權力收編」的隱喻。
西部片的元素也被大量運用——西部荒野的遼闊，馬背上的競速和對決，牛仔和騎兵等等。甚至有一名角色是美國原住民，為了買回部落被侵占的土地才參與比賽，這不僅連結到西進運動對原住民的迫害，也反轉了西部片的道德圖式。在傳統西部片裡，主角通常代表文明秩序進入蠻荒，和反派的善惡對比清晰。可是在SBR的故事中，許多角色都處於道德灰色地帶，連主角喬尼·喬斯達也是個自私和充滿缺陷的人物。善惡的界線變得極其模糊，但也正是在這種模糊之中，「何謂英雄」的叩問卻更為激烈和深刻。
雙主角的獨特角色弧線
在SBR裡，荒木首次在JoJo系列裡採取了雙主角的形式，兩個主角的角色弧線相互交纏，彼此學習成長的劇情不僅更有深度，也重新構造了JoJo的英雄典型。
作為第一部《幻影血脈》主角喬納森·喬斯達在新宇宙的對應人物，喬尼·喬斯達是JoJo系列24年歷史中，第一位真正意義上的「非傳統英雄」。前幾部的主角，無論性別，身份和個性，他們的角色設定都在「強大英雄」的光譜之中。喬尼的登場則是一次徹底的顛覆：他原本是極具天賦的賽馬騎師，有著光輝的未來，卻因為自己的傲慢無禮導致腰部以下癱瘓，失去一切。他加入賽事的動機也不是為了什麼宏大的理念，而僅僅是對傑洛能力的貪念——他希望能夠得到傑洛的鋼球技術，讓自己重新站起來。
這個自私，赤裸的讓讀者感到不適，但也因為這份赤裸，喬尼的成長才真實且觸動人心。他的角色弧線並非少年漫畫習以為常的「弱者變強」套路，而是一個自私自利，封閉自我的人重新學會與他人連結。
傑洛·齊貝林則是第一部的威廉·A·齊貝林和第二部《戰鬥潮流》西撒·A·齊貝林的對應人物，既是對正史人物的呼應，也是顛覆。JoJo第一部和第二部的齊貝林都是典型的導師角色，負責傳授喬斯達戰鬥方式的入門技巧，而且兩人的結局都是在戰鬥中慷慨赴死。傑洛雖然同樣是技藝傳授者，也在和瓦倫泰的決鬥中落敗死亡，但他在故事裡卻是實質意義上的共同主角，這就跟之前的齊貝林有很大不同。
而傑洛的角色弧線恰好與喬尼相反，故事開始時，他就擁有一切——名門出身，精湛的旋轉技術，王室行刑人的地位等等，但這些都是他繼承而來的事物，他只是接受這些事物而已。甚至他參加SBR的原因也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幫助一個錯誤地被以叛國罪判處死刑的九歲男孩馬爾可爭取生存下來的機會，他才決定參加比賽。
看似無私的表現，實際上卻缺乏傑洛的自我決意。喬尼在故事早期就批評過傑洛，說傑洛沒有真正挨過餓，他的人生從來沒有因為失去什麼事物而燃燒，因此傑洛缺乏「從苦難中生長出來的自私渴望」，這句話刺痛了傑洛，因為喬尼所說的完全符合傑洛的情況。
兩人結伴前行，看似傑洛教導喬尼技術，也成為喬尼道德上的錨，讓喬尼學習放下私慾。但實際上在相處的過程中，看著喬尼的自我意志，傑洛也開始質疑自己，馬爾可真的值得救助嗎？而他又憑什麼去救助他人呢？他不再是為了他人而跑，而是希望看清這個世界，親自判斷什麼是正確的。
兩人成為彼此缺少的那部分，這也讓傑洛最後的犧牲更顯沉重。但傑洛在最終決鬥時，以自己的意志決定面對瓦倫泰，並在瀕死之前把最後的黃金旋轉技藝傳授給喬尼，他終於活出自我。而喬尼也在他的傳授下，成功擊敗瓦倫泰。然而考驗尚未結束，瓦倫泰以讓喬尼和平行世界的傑洛重逢，試圖說服喬尼放他一馬，這個誘惑之所以有效，恰好就是因為傑洛對喬尼的意義太深。
雖然最終喬尼識破瓦倫泰的陰謀，擊殺了瓦倫泰，但在瓦倫泰被殺死後，喬尼說：「傑洛，對不起……我真的想相信……我真的想相信總統……」他是在極度渴望和清醒之間，艱難地做出正確的選擇，正是傑洛生前樹立的榜樣，成為他最後的道德座標。
理性、無懈可擊的反派邏輯
最終反派的瓦倫泰不僅跟一般少年漫畫的反派有極大的不同，也顛覆了JoJo系列一貫以來的最終反派臉譜。在JoJo系列中，迪奧、迪亞波羅等最終反派的「惡」都相對純粹，動機大多指向慾望或自我膨脹。但瓦倫泰不同，他的行為模式完全根基於對美國的愛國主義，有一套內在自洽的邏輯。「荊棘轉移論」就是這套邏輯的核心，瓦倫泰在書中就曾經對喬尼說過，世界的痛苦總量是固定的，把荊棘從自己身上拔走，它就會刺進別人身體，沒有人能夠憑良心真正解決痛苦，只能決定由誰來承受它。而他的選擇是讓美國以外的世界承受，這樣一來美國的人民就不需要受苦，這是一種極端的國家主義倫理學，零和思維的最徹底實踐。
荒木設計瓦倫泰的出發點，是一個他長期著迷的問題：真正危險的惡，往往不來自瘋狂，而是來自理性。瓦倫泰並不憎恨喬尼和傑洛，他甚至可以對敵人表示尊重，在故事裡也很難看出他有什麼異常的慾望，這也讓他跟前幾部的最終反派之間有鮮明的對比。他的行為準則只有一條：美國必須勝出，而為此所作的一切都是正當的。荒木刻意賦予他這種「恐怖的清醒」——瓦倫泰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也知道代價是什麼，他只是覺得那個代價值得。
聖遺物的政治化，則是荒木為這套邏輯加上的神學維度。瓦倫泰尋找聖遺物的原因，是要用神聖性為美國的霸權背書，把美國的「好運」建立在神意上，使其不可質疑。他的作為不是迷信，反而是徹底世俗的宗教操作，將神聖性作為政治工具，並且壟斷合法性。
這個設定令人極度不適。荒木創作瓦倫泰這個角色的時間點是2004年至2011年，恰好和美國小布什政府的「反恐戰爭」年代高度重疊，要說瓦倫泰的形象與當時美國政治的對應只是巧合，那是打死我也不信。但詭異的是，在今天回看瓦倫泰的形象，會發現它和當今美國政治有相當程度的符合。
瓦倫泰的「美國優先」邏輯，對國家神聖性的執念，以及「我們的人民不應受苦，苦難理應由外人承擔」的道德自洽，與當代MAGA運動的口號語言在結構上高度相似。然而其中存在一個耐人尋味的差距，瓦倫泰是一個絲毫沒有掩飾自己的菁英國家主義者，他的邏輯建立在「我比你更清楚什麼對美國才是好的」的前提上。他不在意支持者的情感認同，也不屑於表現自己跟人民一樣，他認為自己天然比普通人民地位要高，因為他是美國總統，他的權威來自位置本身，因此他認為自己有資格為國家做出決定。
但川普現象恰好相反。雖然川普是個億萬富翁，前任和現任美國總統，但川普成功將自己塑造成「被建制迫害的局外人」。MAGA支持川普，是因為相信川普是「自己人」，這種民粹的認同政治，其邏輯跟瓦倫泰的菁英邏輯在根本上是相異的。兩人追求的結果可能相似，但他們的合法性語言截然不同。如果瓦倫泰真的活在現實裡，他大概會對川普的表演風格感到困惑，甚至不屑。而川普的支持者，也未必能夠接受瓦倫泰這種冷靜宣告「我替你們做好決定了」的總統。MAGA要的，是一個憤怒和他們站在一起的人，而不是一個沉著冷靜地告訴他們痛苦已經被轉移的人。
當然這種不為一己私利的最終反派也並非荒木的首次嘗試，第六部《石之海》的普奇神父重啟宇宙的動機，包含在一個扭曲的利他主義外殼下，他相信若人類能夠預先知曉自己的命運，便能坦然接受苦難，從而獲得真正的幸福。他是真心相信自己正在為全人類謀取福祉，因此在需要的時候，他可以毫不猶豫地殺害任何人，這是一種以普世救贖為名的暴力，以善意的語言包裹的「惡」。現實生活裡對應的，就是宗教對異教徒的屠殺，他們認為這種殺戮是合理的，甚至認為這是對異教徒的救贖。
瓦倫泰則完全不同，他從來沒有假裝自己是為了全人類，他只是為了美國，而且毫不羞愧。他的零和邏輯就直接粗暴地攤在桌面上讓大家看：我知道有人在受苦，但我選擇讓別人受苦。這種坦誠反而弔詭地比普奇更難反駁，因為普奇的偽善可以被指出，但瓦倫泰的「惡」從一開始就完全展現出來給你看。
荒木的創作意圖，顯然不是為了任何當代的政治勢力背書，也不是要批判他們。他更感興趣的問題是，一個相信自己在做正確事情的人，最終會走向何處？瓦倫泰的悲劇（如果他算是悲劇的話）在於他的邏輯無懈可擊，也正因如此，他永遠不可能被說服。荒木借助這個角色，提出了關於「善意的暴力」這個命題，但他卻沒有給出一個簡單的答案，甚至在劇情中瓦倫泰一度說服了喬尼，由此可見荒木期望讀者可以自行去領悟答案，這也讓SBR跳脫少年漫畫的範疇，加入了更多的文學性在內。
從少年漫畫到文學性敘事
JoJo系列在1987年剛開始連載時，畫的是肌肉賁張，拳拳到肉的少年熱血漫畫，甚至偶爾會恍惚主角下一秒就要說出「你已經死了」這句話。
但來到第五部《黃金之風》時，荒木對英雄的概念明顯有了不同的思考模式，連帶地角色也跟著有所改變。《黃金之風》的主角喬魯諾·喬巴拿的目標是成為黑手黨的老大，其行事作風亦正亦邪，本質上就跟之前系列的主角有很大不同。而他的外形和之前系列的主角也很不一樣，之前的主角個個都是人高馬大，肌肉健碩，但喬魯諾和他的同伴卻身材纖細，角色設計擺脫極其陽剛的健碩猛男形象，傾向中性的畫風。到《石之海》更是直接採取女主角的形式，甚至原本荒木的設定裡還安排了女同的劇情，只是因為對日本而言太過激進，被編輯部阻止了。
第七部亦是如此，無論主角和最終反派，乃至於配角，很多時候都不是突出肌肉的形象，如果看過前四部後直接跳去第七部的讀者，可能會誤以為是由不同的漫畫家進行創作。
在敘事層面上的成熟同樣非常明顯。SBR裡有大量的對白和獨白，已經脫離少年漫畫「戰鬥宣言」的功能性語言，而更接近文學意義上的內心剖白。這些對話並不推進劇情，卻承載了作品最核心的重量，很多時候這些靜止的時刻，往往比任何戰鬥場面都更令人難忘。最終決鬥時，傑洛在瀕死之際向喬尼講解黃金旋轉法則的段落是最典型的例子：表面上是技藝傳承，實際上卻是一名正在走向死亡的人，試圖把自己對生命的理解傳遞給另一個人。
這裡就要提到SBR對「犧牲」的處理，也是其文學性最為集中的體現之一。在許多少年漫畫的傳統敘事裡，犧牲往往是一個功能性事件，通過某個角色的犧牲，讓主角獲得力量或繼續前行的動力，犧牲的意義由最終的勝利來背書。但SBR拒絕這麼制式化的犧牲邏輯，傑洛的犧牲並沒有換來勝利，甚至喬尼在最終戰的突破根本不需要建立在傑洛的犧牲上，他的犧牲，就是一個空洞、巨大、無法被填補的失去。荒木甚至拒絕給予傑洛的犧牲一個英雄式的收尾姿態，死亡來得如此突然，帶著現實特有的那種草率和不完整。即使此後喬尼依舊在繼續前行，但他所背負的並非「為了傑洛而戰」的熱血，而是獨自消化失去的沉默重量。犧牲不是敘事的工具，而是昇華成主題本身。
和同時代的日本長篇漫畫相比，SBR的文學性野心依舊清晰可見。這裡舉兩部我很喜歡的漫畫作為例子來進行比較。首先是岩明均的《寄生獸》，這部漫畫以冷靜，近乎人類學的視角來書寫人性的邊界，作者在漫畫中對「犧牲」和「失去」的處理同樣拒絕煽情，主角泉新一在經歷一連串失去後，變得越來越難以辨認自己，這種存在性的侵蝕，與喬尼的角色弧線有著結構上的相似：兩者同樣透過失去之後殘存的部分來定義自己是誰。浦澤直樹的《20世紀少年》則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進行對照，兩者同樣是史詩規模的長篇，也一樣嘗試把個人命運納入更大的歷史和社會框架裡進行探討，甚至兩者的敘事節奏都同樣緩慢，它們都依賴積累的情感厚度來推進劇情。但《20世紀少年》的文學性（若有）更多體現在敘事結構的層次（時間線的交錯，記憶的碎片化），而SBR的文學性則是直接滲透在每一格畫面和每一句對白裡。它不只是一個文學性的故事，而是試圖讓漫畫這個媒介本身成為文學的作品。
連載平台的轉變正是這一切得以實現的物質基礎，月刊制度讓荒木可以有足夠的時間思考下一話如何推進，而每一話頁數的增加，則讓他可以在同一個場景停留更長時間，不必趕著要製造下一個吸引讀者的噱頭。這種緩慢的節奏，是SBR區別於系列前作的最直接閱讀體驗差距，也是它能夠承載如此密集的文學性內容的根本條件。
即便是本作結束後，荒木在創作JoJo第八部和第九部的時候，依舊選擇留在《Ultra Jump》裡，由此可見這種創作方式更貼合荒木想要的成果。
命運與意志的哲學
除了文學性外，SBR也承載了許多哲學性的思考，它表面上是一場橫越美洲大陸的競賽，但荒木從第一話就開始深入探討的問題是：人究竟能不能對抗命運？
這個問題在JoJo系列裡並不新鮮，前作許多角色都是在用各自的方式來對抗既定的命運或悲劇的宿命。但SBR的處理方式跟前作截然不同，它不像前作那樣以意志的勝利作為答案，而是把命運與意志的張力設計成故事的結構性矛盾，貫穿始終，且刻意不給出一個清晰明了的答案。
傑洛的旋轉技術正是荒木給這個問題設計的形而上學語言。鋼球以黃金比例旋轉，能夠貫穿一切阻力，這既是戰鬥技能，也是隱喻：真正的意志並非蠻力的直線衝撞，而是找到自己的「軸心」，在命運的阻力中維持旋轉。這本質上就是一種存在方式：如何在身體的殘缺與命運的重壓下，依舊保持前進的動力而不崩潰。
可是荒木卻也不讓這套哲學輕易奏效。喬尼在習得旋轉的過程中，伴隨著一次又一次的失去，他學會了旋轉，卻失去了傑洛；他理解了軸心，卻在第八部遭遇更深的命運打擊——妻子感染上莫名的疾病；他試圖以聖遺物逆轉命運，卻導致自己的後代子孫背負起更龐大的代價。
而且在故事的最終決鬥中，喬尼雖然成功擊殺瓦倫泰，但瓦倫泰臨死前卻埋下陷阱，讓替身在他死後找來平行世界的迪亞哥·布蘭度，並成功打敗喬尼。如果不是史帝芬的年輕妻子露西·史提爾所做的第二手準備成功擊殺了迪亞哥，那瓦倫泰的意志會就此獲勝。換言之，最終力挽狂瀾的，並非主角的意志，而是一個長期邊緣的人物，在背後的默默行動。
這種安排，是荒木對英雄敘事神話的最徹底否定。JoJo前幾部作品裡，大多數的勝利，都可以說是主角在關鍵時刻爆發意志的緣故——空條承太郎的時間停止，喬魯諾的黃金體驗鎮魂曲等等。但SBR的結局卻拒絕提供這種顯而易見的英雄時刻，喬尼最終被瓦倫泰的意志打敗，而打敗瓦倫泰意志的露西，卻又不為他人所知。
這與系列前幾部的主題處理形成了鮮明的落差，SBR的命運觀不是「意志可以戰勝命運」，也不是「命運不可抗拒」，而是更曖昧、更接近現實的第三種情況：命運的走向，取決於所有在場的人——包括那些在幕後默默付出、不為人知的人——各自做出了什麼選擇。黃金旋轉最終指向的並不是英雄的勝利，而是多人的命運在意想不到的方式下交纏在一起，在某個時刻恰好形成了足以撐住局面的結構。
荒木曾說他在創作SBR時，想探索「旅行改變人」的主題。因此SBR的物理位移不只是劇情裝置，而是命運哲學的顯露：人在移動中遭遇失去，又在失去中重新定義自己，卻從來無法獨自決定結局。這種不給英雄加冕的殘忍，才是SBR作為成熟文學作品的標誌：它不許諾救贖和勝利，你甚至不能肯定你的努力付出會獲得美好的未來，你唯一能肯定的是，你的命運，終究會與他人的命運相遇。
結語
SBR在日本連載期間，銷量並不亮眼。這有幾個原因：月刊的曝光度不比週刊；而設定在19世紀美國的馬術賽事，對日本讀者的吸引力也比不上日本小鎮背景的第四部或意大利黑社會的第五部。它是在連載結束後的十多年間，隨著讀者的沉澱和網路社群的推廣，才逐漸成為公認的系列巔峰。
這或許也跟荒木在SBR的創作理念有關：他在作品中不斷探討的是一種遲緩，痛苦，並最終昇華的生命體驗。就如同喬尼一樣，他是荒木作品中唯一沒有真正「勝利」過的主角，他的每一次勝利都伴隨著犧牲和失去，甚至他最終也為了拯救自己家人而犧牲自我。
但這個不完美的結局，依舊無法抹殺喬尼一路走來的歷程，我們每個人都活在這個沒有奇蹟的現實裡，沒有人能夠確保我們的努力能夠迎來完美的結局，但這不代表我們的努力就是白費的。一個人能夠走多遠，並不取決於幸福的結局，而是取決於他願意為了什麼而走，這，也許才是荒木想要通過SBR所傳遞的理念。
回到動畫的改編，我認為動畫化是一把雙刃劍，畢竟SBR作為極具文學性的漫畫作品，是否可以輕易轉譯成動態影像的元素，我個人很懷疑。但無論動畫如何演繹，SBR本身的地位早已確立。荒木用系列前幾部的積累，換來SBR的一次自我超越。它重新回答了JoJo系列從第一部就在問的問題：英雄是什麼？SBR的答案是：並非力量和血統，而是在命運的掠奪和重壓下，依舊選擇繼續旋轉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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