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五衰」現前，天人不自知——《五衰：梁武帝的末五日》書評
「五衰」是佛教的一個典故，指六道輪迴「天道」的天人壽命將盡時會顯現的種種衰相：頭上華萎，不樂本座，天衣污垢，身體污臭，腋下生汗，而且天人不會察覺自己顯露出這些衰相。這是六道裡最觸目驚心的死兆，因為天人的壽命很長，可至「一劫」（不細說，但大概是幾億年或幾十億年的長度），一旦五衰顯現，天人注定命不久矣，會再次墮入輪迴之中。
天人為什麼會出現五衰呢？在佛教的世界觀裡，天界諸天是過往善業的產物，你在前世積累了足夠的善業，就得以投生天界，享受長壽光明自在等一切福報。可是天人在天界只知享樂，從不積累新的善業，福報自然慢慢被消耗殆盡。一旦福報完結，五衰便會顯現，這只是結算時刻的到來。
祁立峰以「五衰」為書名，書寫南北朝時期南朝梁的開國之君——梁武帝蕭衍之死，他在位48年，篤信佛法，四度捨身出家，卻因為叛將侯景的軟禁，被活活餓死於自己的宮殿之中，享年86歲。書名剛好就是對梁武帝極其精準的描繪——享受極度的榮華富貴，卻沉溺在自己的享樂之中（雖然他的「樂」並不符合絕大多數人「樂」的定義），最終被自己接納的北方將領侯景背叛，死前要求蜜水而不可得——恰如天人隕落。
但祁立峰想要借助梁武帝的死亡表達和探討什麼呢？這恐怕不是可以輕易從書中得出答案的問題。
祁立峰是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研究六朝文學多年。除了書寫歷史研究的「硬書」和小說外，他也出版了好幾本普及歷史的著作，其中《亂世生存遊戲》就以「鄉民說書式」的語言解讀六朝士人的處境，書中的核心命題是：在一個門閥林立的政治現實裡，語言和文字就是文人賴以生存的保命武器。《五衰》可以說是將這個命題給小說化的結果，通過五個人物的視角，看他們各自使用語言來建構自我合理性，並用敘事來爭奪詮釋權，正是「文字作為生存武器」的最極端演練。
六朝是一個清談誤國的時代，士族以門第，文藝，玄學為尚，視武事為鄙俗，躲在詩文裡談玄說道，卻對眼前的政治現實視而不見。梁武帝與蕭氏皇族，正是這種文化的極致體現，梁武帝沉溺於佛法，他兒子梁簡文帝蕭綱則耽於宮體詩，兩者各自用語言建構了一個自足的精神世界，並自滿於此，直到侯景的出現，才發現原來這些世界不堪一擊。
對大多數讀者而言，南朝梁是一個比較陌生的歷史。它屬於被稱為「魏晉南北朝」或「六朝」的漫長亂世之中，夾在兩個盛世朝代漢唐之間，不僅朝代更迭如走馬燈，又沒有秦皇漢武的輝煌，故而常常被忽視。但也因為陌生，小說的呈現就形成一種奇特的自由，讀者沒辦法像閱讀其他歷史小說一樣，提前知道結局，只能老實地被每個敘事者帶著走。
《五衰》以五個人物的第一人稱輪流述說梁武帝死前五日發生的事情，而祁立峰也賦予每個敘事者一個關鍵字，恰好就是他們賴以自我合理化的關鍵命題：侯景的「異族」，蕭綱的「責任」，蕭繹的「野心」，蕭詧的「血脈」，以及梁武帝蕭衍的「成佛」。
侯景是從北朝叛逃後投奔梁朝的羯族將領，但他後來再次背叛梁朝，是梁朝滅亡、也是整個建康城白骨累累的最直接加害者。但在他自己的敘事裡，他只是一個從來都沒有被任何地方認同的外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眼光不斷在追殺他。而他的反叛，只是自己對門閥和士族的反擊，他的殘忍，則是有著漫長的前因。
蕭綱本是一個愛好文藝的人，也是宮體詩的開創者，本來應該一生沉浸在自己的愛好之中，吟風弄月，卻因為兄長蕭統早逝，被迫承繼大統。即便如此，在梁朝即將覆滅的時候，他擔心的卻依舊是自己的文學能不能保留下來，認為既然政治沒辦法避免毀滅，那至少要保留一些東西給後代。
蕭繹坐擁荊州兵力，是平定侯景之亂的最大希望，卻始終按兵不動，算計著如何在父皇與兄長的覆滅之中坐收漁翁之利。但他自認為只是為了避免荊州後方動亂，才不能大張旗鼓對付侯景，並認為自己遲早可以「徐徐圖之」。有趣的是他的文學觀念與蕭綱相悖，認為真正的詩必須有對現實生活的深刻感受。
蕭詧則是蕭統之子，如果不是父親早逝，他本該是名正言順的皇位繼承人。在書中，他決定與北朝西魏聯盟，引外敵入國，協助自己打敗其他宗室。在外人眼中這是賣國之舉，但對他而言，這是家族延續的唯一出路——「家族猶如莖葉，雖然折了，被插到其他土壤依舊可以掌握契機，欣欣向榮」。
這就是整本《五衰》最叫人感到脊背發涼之處，明明是一整個朝代的覆滅，那麼多人死去，可是每一個身在局中的人都不覺得是自己的問題，他們都覺得自己的選擇是身不由己、迫不得已，將責任歸咎於虛無縹緲的「天道」或「業力」，完全沒有反思當下的局面，是自己過往的選擇造就的結果。更糟糕的是，當他們在書中的「現在」做出選擇時，卻又帶著一股莫名的自信，覺得自己的選擇已經是當下的最優解，而事情終究會照著自己的想像前進。
而第一人稱敘事帶來的獨特感受，讓讀者很自然地接受每個角色的說法，我們透過角色的視角來看待書中的世界，並用他的邏輯來推理其中的因果。祁立峰明顯知道這種「移情效果」的力量，讓每一個角色都在各自的第一人稱裡說得振振有辭，對自己的作為自圓其說。
可是這也許才是歷史最誠實的樣貌，在歷史發生的當下，沒有人會知道自己是棋盤上的什麼棋子，我們都無法從高空俯瞰自己所身處的殘局，只能看得見眼前的一兩步，因此才會覺得自己的選擇很有道理。而一切史書說到底都是勝利者書寫的定論，是後設的判斷，我們讀來自然覺得這些人的決定荒謬，但如果是我們自己身在局中，我們又能做得更好嗎？
小說的壓軸自然是梁武帝蕭衍在生命最後一天的獨白。他的一生極其弔詭：他是中國歷史上對佛教最虔誠的帝王，但也因為這份虔誠而失去江山。他四度捨身出家，每次都由朝廷出資億萬贖回，國庫因此空虛；他廣建寺廟，全國僧尼數以萬計，在一個因為戰亂缺少人口的時代，重要的人力資源就此耗在寺廟之中；他對佛教戒律的執念，也導致文弱之風瀰漫，國家武備廢弛。
但在討論小說的梁武帝之前，我們可能先要探討歷史上的梁武帝和那個時代為什麼如此信佛。南北朝是一個戰亂綿延三百多年的時代，人口銳減，家族滅亡，生命朝不保夕。儒家提供的是社會倫理秩序，但在秩序崩潰的時代裡，它沒辦法回答關鍵的問題：人為什麼會受苦？我們死後會去哪裡？佛教的業報輪迴與因果解脫，恰好直接承接這些問題，加上跟魏晉玄學的「空」和「無」貼合，才迅速在士族中蔓延開來。因此對南朝貴族而言，捐建寺廟、延請高僧，固然是用來表現他們社會高度的精神資本，但也是他們真實的信仰。梁武帝的虔誠，只是整個時代精神的最極端表現，但他並非特例。
然而如果看梁武帝的經歷，他的信佛，可能還有一層更深的動機。他以武力奪取帝位，殺戮不少，從佛教的業報觀念來看，這是極其深重的罪業。他後半生的極度虔誠，彷彿是一種「贖罪」，期望自己可以通過修行和建廟等功德，來抵消自己的罪業。
諷刺的事情就在於此，他的執念導致他既無法避免現實的災禍，也無法抵達他所追求的彼岸。據《景德傳燈錄》記載，禪宗初祖菩提達摩於梁武帝普通年間抵達中國，梁武帝見到達摩時，滿懷期待問說：「朕即位已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我成為皇帝以來，建造許多寺廟，抄寫許多經文，廣度無數僧尼，那我有多少功德呢？）達摩答說：「並無功德。」梁武帝無法理解，達摩於是繼續解釋：「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這只不過是人天的小果報，是有缺陷的因，就像影子跟隨形體一樣，看似存在卻並非真實的事物。）並說真正的功德是：「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精妙圓滿的智慧，空明寂靜的自然本體，像這樣的功德，是無法用世俗的方式去追求的。）
這段對話可說是對梁武帝一生的最大預言，也是他的悲劇根源。達摩並不是在說「建廟抄經不等於功德」，而是更根本的批評：梁武帝的信佛，從一開始便是「著相」的，但梁武帝的一切付出都期待回報，將功德視為一種可以累積兌換的資本。他那句「有何功德」背後更深沉的問題是：我殺過的那些人，我的那些業力，可以被抵消嗎？一個真正領略佛法的人，不會問出這種問題。而達摩的回答既是批評，亦是提醒梁武帝他所追求的那些功德都是「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遲早會被耗盡。可惜梁武帝沒有聽懂，也可能是聽懂了但聽不進去，因為他學佛從來所求就是世間的回報，於是他繼續建廟，捨身出家，不斷消耗南朝的政治、軍事與財政底氣，直到連一個地方將領都能夠將都城打下，「五衰」顯現，但這不過是「福報」耗盡後的必然結算。
但小說中的梁武帝依舊不認為梁朝覆滅是自己的問題，他覺得這都是「業力」，是外在的命運導致他的失敗，而不是因為他不斷追求「功德」消耗國力導致的結果，這是何其悲哀、也非常接近現實的一件事情。我們對此應該不會陌生，很多時候處於問題現場的人，各自描述自己的經歷時，都覺得自己才是最接近正義的那一方。我想這才是祁立峰想要借助小說表達的事情：當我們對自己的敘事深信不疑時，我們就無可避免看不到自己的「衰相」，和那即將到來的毀滅。
《五衰：梁武帝的末五日》是一部結構嚴謹、野心十足的歷史小說。作為六朝文學的研究者，祁立峰熟知這段歷史的細節，並巧妙地在真實的歷史之中插入每個角色的個人獨白，讓這本歷史小說讀起來更具有內在的人性張力。值得一提的是，祁立峰老師在序文有提到，他認為歷史小說應該做的是填補正史的空白，正史有記載的故事就必須要讓它發生，正史沒有細說的內容，才由小說家來做一些想像，也因此書中大量提到許多正史裡的內容，但讀起來不會有歷史教科書的感覺，我覺得這也表現了祁立峰歷史科普的功力。
而我們在閱讀的時候，也許應該好好詢問自己，在面對問題時，是否也對自己的敘事深信不疑，而錯過了毀滅前的「衰相」呢？
「五衰」現前，天人不自知。這才是最深的悲劇。
如果你覺得我的文字有價值，你可以通過抖內給予我鼓勵：
TnG：012-9241210
Public Bank：4637678731
你也可以參與討論或將文章分享出去。
你也可以「點贊」我的臉書頁面，這樣一來就不會錯過我的文章了。
你的支持會成為我繼續寫下去的動力，感謝。
评论
发表评论